在华夏的版图上,有一条浩浩荡荡,孕育了伟大中华民族的万里长江在奔腾不息;在中国的新闻界,有一位敬业奉献、对中国新闻业有着筚路蓝缕之功的范长江受后人敬仰。
范长江范长江(1909—1970),男,四川内江人。原名:希天。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新闻学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和科技战线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该奖项于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
范长江从业经历 (一)求学经历:战火铸就铁脊梁热血赤胆写华章 ▷早年求学,他街头演讲,反帝反军阀,险遭枪杀。 ▷南昌起义,他投笔从戎,部队打散,失去联系。 过了很多年后,他都感到自豪。据新闻界前辈胡愈之回忆,范长江常常喜欢向人讲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小兵出身的,现在我还是一个小兵。”
大革命的时代,造就了胸怀大志、奋勇探索的范长江。范长江曾说:“时代,是个激动人心的字眼!时代是召唤,也是火焰。要一辈子保持对时代的情感.始终不渝地维护真理,决不屈服于反动和邪恶,才算得上真正的人生!”
▷南京政校,他深刻反思,慷慨演讲,愤然出走。 当范长江进入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学习,曾在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帮助过他的姑父伍心吉,也来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他规劝范长江“沉下心埋头读书”,什么书都要读,知识越丰富越好,“待今后有了本领、有了权力,再把一生献到要做的事业上去”。
“埋头读书”,正是范长江所愿。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要和世界帝国主义斗争,对于我们自身的环境、实况,应当首先明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弄得四分五裂,实际上等于几个诸侯;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对于国家里面的事情.如果还是不清楚,便没有资格去讲对外问题。所以,我决定从现在起,下‘知己’的功夫。”
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写道:“我在南京三年半,思想上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兴奋读书,接收了旧三民主义的观点和第二国际的伯思斯坦、考茨基的观点,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救中国,特别是民生主义这个部分,认为只能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不是走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道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合中国国情。第二阶段,我转向社会改良主义。认为国民党上层贪污腐化,挂羊头卖狗肉,没有希望,只有下层的改良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三阶段,看穿了国民党是卖国集团,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汉奸买办等的总窝,我不能再留在国民党里,不能再在国民党的学校读书,我必须立即与国民党决裂,另拢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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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正在认真工作
▷北大读书,他秘返南昌,关切苏区处境,研究红军前途。 范长江进入北大背景:当1932年元旦的钟声敲响时,范长江孤身一人来到了北平。最初,他打算“完全独立自主”地学习,利用北平较为自主的环境,探索中国革命和个人的真正出路。
然而,通过大半年的实践,并不能如愿。一个方面,是因为北平百业萧条,活路十分难找,他先是经人介绍,为国语大辞典编纂处剪贴辞条,后来又同他人经营过一家卖豆浆、面包的小铺,都未持久,生活难以为继,而且时间也浪费不少。
另一个方面,自学最大的不便,就是缺乏教师释疑解难。有段时间,范长江攻读哲学书籍,希图通过哲学的学习,找到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工具,从而弄通头脑中的许多问题。但哲学学习内容相对艰探,有人便建议他应该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范长江只好写信回四川名家求援,终于寄到100元,又经朋友的帮助,以“学力相等”的理由,在1932年暑期后,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读书。
(二)从业新闻:笔底风云意气豪,救亡当日奋呼号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 ▷西北之行:寻迹跟踪,如实报道,轰动全国。 25岁的范长江,历时10个月,行程4000多公里,用69篇旅行通讯记录了西北人民生活的困苦, 更真实记载了红军长征和抗日的情况。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上发表后, 结集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引发读者抢购热潮, 三月之内,此书连印7 版, 一纸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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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所写的《中国的西北角》
▷西安事变:勇闯古都,披露真相,昭示主张。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 当时西北对外交通完全断绝,范长江利用各种私人关系,冒险飞赴兰州。
1937年2月2日傍晚,范长江终于在乱军丛中,顶风冒雪,抵达西安。2月4日,在《大公报》西安分销处同仁的协助下,通过陕西省主席邓宝珊的介绍,范长江来到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来自绥远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闯进西安,当时年仅27岁的《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在采访到周恩来后,范长江对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有了深刻的了解,厘清了真相。
▷采访延安:求教领袖,竟夜之谈,宣传政策。 延安,是成就许多名记者的地方,斯诺在陕北苏区盘桓四个月,写出一部“震撼世界的杰作”——《西行漫记》;六年后,年轻的《新民报》的记者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赴延安,他在此逗留和采访了—个月,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延安—月》。而范长江,在这里也实现了自我突破。
西安之行结束后,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2月9日,范长江到达延安。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
晚上,毛泽东在他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这十小时左右的教导,把范长江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他弄清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虽然在延安只待了短短一个昼夜。然而,范长江的心灵,是如此地被吸引、被震撼,他把握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潜在力量,看到了抗日战争的光明前景。范长江后来在《我的自述》中写到“很显然,中国历史从此开始新的一页了。中国的出路,在我来说,是找到了。”
返回上海的一路,范长江已对采访笔记进行整理,对所要写作的稿件打好了腹稿。他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即写成稿件。胡政之亲自修改,并坐等新闻检查所的检查结果。由于这篇稿件中的事实和观点,为检查所的人闻所未闻,关系重大,检查所不敢放行,胡政之果断决定:“违检”一次,发表再说。范长江后来说:“在对于这个新闻的把握和发表坚决方面,胡先生的作法,实在是可以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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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2月15日的《大公报》,在第一版显著登出范长江的新闻述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这篇文章,在后来方汉奇、李彬主编的《报界档案》丛书中,被称为是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陈独秀《警告青年》、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新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齐名的“展撼中国的报刊文章”。
不过从此以后,范长江发现自己来往的信件,“遭受某些人特殊的照顾”,都经过特别的检查。范长江坚持真理,坚持自己认定了的主张,他不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触犯最高当局而退缩。回到上海,他被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使命感所召唤,经常两三个晚上不睡觉,整理和分析西安事变前后采访所得的大量资料,一连写下《忆西蒙》《西北近影》《太行山外》《陕北之行》等几个长篇通讯,详细报道他化装考察西蒙、“撞”入西安、探访延安的经过和见闻。1937年6月,范长江选择《中国的西北角》之后所写的通讯,汇编成《塞上行》一书,仍由大公报馆出版。范长江的夫人沈谱,称《塞上行》是范长江“个人光荣的思想转变的记录”。陕北之行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飞跃,一个由量变终于达到质变的自我突破,从此他就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总方针的指引之下,进行新闻报道工作。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范长江思想上的这种转变,是曲折的,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开拓新闻事业: ▷创办“青记”和“国新”:身装保家卫国志,胸怀追梦赤子心。 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武汉实际成了全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年前,范长江作为一名学生兵,从这里出发,经受了南昌起义战火的洗礼;十年后,他已是闻名报界的新闻记者,踏看遍地响起的抗战歌声,再一次回到这里,并且,在这里开辟出一个新的事业——创办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这是他成为著名社会活动家、新闻活动家的开始。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前身是上海记者座谈会。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上海检查党的工作,在会见中共地下党员胡愈之、夏衍等人时,明确指示要加强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组成新闻界抗日统一战线。胡愈之、夏衍等同一些新闻界人士商讨后,认为应该以上海记者座谈会为基础,以进步青年记者为主体,在上海组织一个全国性进步新闻工作者的团体。
经过他们的积极活动,11月8日晚上7时,在上海抗战的隆隆炮声中,他们在上海南京饭店再一次集会.宣告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这一天.在中国新闻史上定格,如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历史,就追溯到这一天。
如果说开展“青记”活动,是范长江由一名新闻记者成为新闻动家的转折,那么,创办国际新闻社,则是范长江由一名新闻记者成为新闻事业家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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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所写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
▷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将军之姿引转变,士兵之态护防线。 解放战争期间,他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始终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长江带领一批“新闻兵”,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范长江当时任新华总社总编辑,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单位,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
当时《人民日报》刚从华北局的报纸改为中央的报纸不久,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长期在农村环境中做报纸和通讯工作的,还有一些是刚参加新闻工作的。党的工作的重点正在从战争向生产建设转移。报社正处于机构、体制、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方法和作风都需要大的变化的时期。范长江像一个身临战场的将军一样,指挥了新闻战线上的这场大转变。做“将军”,这也是他对报社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我们报社的编委、组长都要做“将军”,不要做“侠客”。要会带领队伍,指挥队伍,而不是单枪匹马,跳来跳去。”
1950年1月,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这时报社闹稿荒,当时正好放映前苏联影片《大转变》,是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长江抓住这个时机,提出报社工作也要来个大转变,把能派出去的人都派出采访,抓稿子。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决胜于社门之外”。不少人对这个决策半信半疑,但长江坚持不动摇。几个月后,稿子源源而来,报社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
长江带领的这支队伍很年轻,但他很快把大家凝聚在一起。他培养年轻记者编辑不遗余力,指点他们的作品时,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上严格斟酌,文理逻辑上认真推敲,连字都要写得工工整整。他要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
长江要求党报工作人员每个人都具有独立负责的精神,都把自己的岗位看作最后一道防线,坚决守住,不让任何错误从自己这里通过。长江的这种指导思想,来自他自己的实践。他谈过他的一次永世不忘的经历:1948年5月间,中共中央重新公布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两个文件的时候,他作为新华总社的负责人之一,仔细地校阅了,连一个标点符号没有放过。可是,新华总社电台把这两个文件发到各地以后,有些地方党报登出来的却出现了一些差错。周恩来同志看到出错的报纸以后,就把长江叫去,严肃地批评了他。他当时觉得委屈,说明白已是尽了责的,问题发生在电台发稿过程中遇到了外来电波干扰,有些分社收报台没有收清楚。周恩来同志听他说过以后,并没有放松追究责任,而是仍然严肃地指出:“这两个文件是要解放区各地照办的,报上登的文件出了差错,对党的工作就要造成损失。你是新华总社负责人,有拿捏电台的权力,负有对电台工作随时俭查的责任。为甚么不向各地分社打招呼,要他们在电台收听不清楚的时候来电查问?也应该通知他们,遇到这种情况就向总让提出要求再发一遍嘛。”经过周恩来的教导,长江当即作了检讨。他把看作员后防线的高度负责的精神,言传身教地传递结人民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各级干部,希望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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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范长江亲切交谈
(四)投身科学技术战线: 一片征帆心不换,谱得人生新诗篇 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中国新闻泰斗范长江一直在科技界任职。他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做出了巨大贡献。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时任国务院二办副主任兼任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秘书长的范长江,组织制定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半导体、高分子、自动化以及两弹一星等新兴科学技术,都是这次规划的重要项目。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可亲,事必亲自深入实际。
二是促成了全国“科联”和“科普”的合并,组建了中国科协并担任主要领导。1958年9月党中央根据范长江的意见,决定“科联”、“科普”合并,组建中国科协,范长江担任专职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当时成立中科协的时候,有一种意见,既然科协成立了,那原来各个门类的科技类学会,应该取消。范长江当时听了科学家的意见后,坚决顶住了否定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左”的思潮,给中央写报告,受到支持,保住了这些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后来就一直延续下来。
三是筹建了北京科学会堂,解决了学术活动交流的场所。范长江为这件事奔走呼吁,后经周恩来关怀,在友谊宾馆内,将原来一所学校,改建为“北京科学会堂”,牌匾由邓小平题写。在“北京科学会堂”旁边,建了一座当时得到国内外赞誉的“学术报告厅”,声学由马大猷、光学由王大珩等顶尖科学家设计。
四是举办了新中国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北京科学讨论会。1964年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有来自44个国家的367位科学家参加,是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科学会议,范长江是这次会议筹备组的副组长兼秘书长,全程参与,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运用在国际科技战线中,用原则性的发言、灵活的会议、民主方式,将各国代表不同的意见归纳成书面文字,形成42个国家的团长一致同意的《会议宣言》。
五是推动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大发展。比如说,1963年,由谭震林、聂荣臻两位副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数百名农业科技专家参加的一个科技规划会议,制定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规划,推动了农业科研的大发展。当时作为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的范长江,对能召开这样高规格的会议付出了很多心血。时任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的代表。现场的范长江对主要的科学家的姓名、事迹都能跟毛泽东讲得清清楚楚。
六是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协和医学院的合并。这事非常不容易。协和医学院有大量的医学资源,有很多优秀的医学家,最难的一点在于两个单位合并后,谁来当院长。范长江推荐由原中国协和医学院的院长李宗恩当合并后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院长,这一点在当时难度非常大,因为李是1957年的“右派”,正在接受批判,可是才在四个月后的1957年11月份,范长江说服了原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成员,还是请李当院长,原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院长沈其震任副院长。范长江对“左”的东西有抵制,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说:“范长江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他与许多科学家交朋友,特别象我们这样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毫不歧视,平等相待,从不摆架子,并虚心向我们请教,认真听取和积极采纳大家的意见,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能坚持这样做,是何等难能可贵啊!”。
著名农学家杨显东说:“长江同志平易近人,他与科技工作者有广泛的接触,无论在会议上或会下,也不论在茶室或饭桌上,他经常和科学家聊天,了解他们的情况,听取意见,知道科学家在想什么,成了科学家的知心朋友”,“我们彼此能披肝沥胆,互诉真情,确实是一种血脉相连,心灵交流的感觉”。
范长江从新闻界到科技界后,同样为国家民族的事业做贡献,经受住历史的检验,成为一名优秀的科技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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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故居
范长江真记者精神 (一)真境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万物之变 抗战年代,我国有不少的名记者应运而生,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范长江与他们不同的是,他的爱国爱民是建立在仰观宇宙、俯察人生的基础之上。
在离开南京政校,范长江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
范长江曾经这样谈到自己对于新闻工作的体验:“ ‘变动’,为宇宙与历史之本然,…吾人但须以‘动’的态度,以观察此‘变’的行程,则万法归宗,对一切现象皆可以发现甚所以然之故,而自身对于各种事物应取之态度,亦可自然知所取舍。”范长江在他的新闻实践中,确实是以“变动”的观点,时时注意捕捉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敏锐地把握并及时反映这种变化。
北大求学期间,范长江一切学生活动都没有参加,他总想学通哲学这个武器,以弄清中国的出路,当然也是解决他个人的出路问题,而当日寇攻占山海关,北平天津一带横行无忌时,他开始感觉到,原定的从读书中找中国出路的方针行不通了,于是他投入了实际的抗日斗争中。在作新闻记者的过程中,他思想上打开了广阔的天地,他研究团结抗战,他研究中国动向,回答当时群众迫切想要知道的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人生问题。
范长江的人生经历印证了中外新闻史上的一个事实——优秀的记者,总是那些能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正确地反映时代的变化,运用舆论的力量,引导人们认清时代发展的正确方向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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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雕像
(二)真君子:以真诚之意育新闻事业以忠诚之心擎真理之火 西北归来,范长江正式加盟《大公报》,他请教总经理胡政之,如何做才对得起我的职务,胡政之答:“作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诚”,范长江如闻道般将这视为“一字真传”,后来在《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回忆道:“他说话的态度,很严肃面深沉。我那时浑身发热,高兴得了不得,好像到名山访道,今后一生当受用不尽。”
范长江始终记住了胡先生说的这个“诚”字,对人真诚,对所报道的事件抱着一颗诚心。范长江的西北通讯,揭开西北政治的黑暗和危机,报道红军的长征,不能不说有着追求一个“诚’字、不能不说追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的勇气。
范长江在《记者工作随想》中写道“一个记者加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干记者是苦事情,但是如果有理想有事业心,对自己的职业有浓厚的兴趣,也就不会觉得苦了。”长江是个热爱新闻事业的人,他曾经说过:“我是愿意终身为新闻事业努力的人。”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调离了新闻工作岗位,转到科技战线做领导工作,即使如此,他还不忘新闻工作,还在关心新闻工作,1961年他写了《记者工作随想》,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他一直在秉承着自己曾说过的话:“新闻记者要有坚持着真理的火炬,在夹攻中奋斗,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要想作一个顶天立地的记者,非有高度的牺牲精神不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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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师与重走范长江之路的川大同学合影
(三)真行者:舍生忘死借双脚丈量祖国奋不顾身用双耳捕捉时代 西北,到处是祟山峻岭,有些路途要经过荒凉原始的区域,道路险窄,虎狼成群,风劲雪寒。
经过虎豹区:“身披棉被,手持手枪,仰观满天星斗.耳听呜呜风声,极目向四面黑暗中侦察。”
范长江从成都到兰州,只坐一小段汽车,其余都是徒步行走。途中要过大雪山,当地人亦视为畏途。“迨接近山顶,忽然呼吸困难、行二五步或十余步即觉喘气不止,必须休息,同伴皆如此,众始惊异。夫役一名,竟自倒地且死,急施以药,强扶之始能行。愈近山顶,呼吸愈难,大家至此始悟大雪山之所以可怕者,特因其地势过高,空气稀薄,心脏衰弱者,必因空气之不足而危及生命。”
经过坂山,“下马牵马上山,屡憩屡进,终于人马交困,始达山巅。…记者之鼻腔感受压迫,随有血汁流出。……下山循小道行,山阴积雪甚厚,道路尽在雪中。不知此雪景已积厚如何程度,亦不知已积若干干万年,人行其上,终觉惴惴难安,万一坠入雪窟中,记者视察所得,恐永无与读者相见之机会矣”
过去人们习惯称经常出外采访的记者为“外勤”,外勤者,往外跑得勤之谓也。勤于接触实际,勤于深人群众,既览祖国山川之胜,也掌握国情省情之实。读过《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的读者,都会知道范长江完成这两部通讯著作,其经历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而作者没有那些传奇式的经历,是根本写不出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又与之共鸣的文章来的。范长江用自己的经历为我们切身展现了什么是真正的“行路过万,笔有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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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范长江的亲笔信
(四)真学问:苦苦思索洞察社会问题终身学习只为砥砺前行 范长江说:“我自知不是长于文学的人,所以不愿多写文章。但是因为随时和各种实际社会生活接触,发现了潜在中国社会里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等着我们深人去求了解,而且急待着我们研究解答的方案。”《塞上行·自序》
范长江曾说过:“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他把记者的“抱负”,落实在提出和研究关系祖国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落实在人民群众所提出来的问题上。他就是以此为指导开展新闻工作的。就大的方面而言,西北之行,他提出了西北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民族关系亟待改革,使之能真正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问题,提出了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共产党及红军的问题;塞上之行,他提出了“统一国家之途径问题”、“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抗战开始后,他提出了抗战中的党派问题、改革政治以促进抗战的问题。
长江同志写的战地通讯,都是议论纵横,大气磅满,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能抓住读者的思想。这主要得力于他平素的好学。他出门采访时,总是把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带在身边,因此每到一地,对于地理形势,历史战役,都能了如指掌。太平洋事变之后,1942年春天,他同夏衍、金仲华同志一起从香港突围到桂林,那时他除了穿的那套对襟中装之外,已经身无长物了,然而一住下来,立刻搜罗书籍,手不释卷。
范长江在《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指出“每一个人在广泛的常识基础上,更应有自己的专长 ,如外交、经济、军事、政治等。在这些专门部门中,记者必须比常人精通,能有独到的见解。这样的记者的意见,才是权威的意见。”
范长江的新闻作品,总是旁征博引,有丰富的历史地理文化资料,引用贴切,富有浓厚的句识性、趣味性,引人阅读,耐人寻味。阅读长江的通讯,人们会惊叹他博学多才,有渊博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高超技巧。从《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多么熟悉和了解大西北的历史、人物、地理、气候、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他分析宁夏的地理特征,考证宁夏渠政二千多年的历史,甚至还修正了过去传统地图上的错误。他研究历代统治者对西北政策及统治方法,谈古论今,给人深刻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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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7日蔡尚伟重走范长江新闻之路
之《中国的西北角》藏王寨
(五)真情怀:文到深处情自现,情到深处品自高 范长江后来在《记者工作随想》中写道“一张报纸,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回头来看范长江采写的许多独家报道,并非“为新闻而新闻”,它们充满了他对祖国和人民之爱,也是他潜心研究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追求真理、探索出路的必然结果。
在长江的通讯中,描写了大量的人物。描写“毛泽东先生”,他这样说:“书生一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三家村学究。”谦和持重以及军事战略家的气度,是他笔下毛泽东给人的主要印象。描写“周恩来先生”,则是另一种神态:“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黑面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蘸浓黑的发根,还清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从面容到穿戴,由眼神至谈吐,细致地刻画了周恩来的外表特征,使这样一位聪睿精干,朴素谦和的红军领袖形象跃然纸上,宛然可见。
在长江的通讯中,通常有十分巧妙地夹叙夹议,恰到好处。他在通讯中的议论,总是与叙述的事情紧密结合,水乳交融。例如,在《保定前方》这篇通讯中,长江满怀激情地写道:“世界上的事实,死路就是生路。不弄得穷途末路,逼不出惊天动地的人才。日本军人炸毁了我们的平律,屠戳了我们的同胞,我们诚然痛惜,然而我们却不悲观。因为我们同胞们无辜的血肉,正是我们建造光华灿烂的新中华民族之基础。我们暴露在瓦砾场上的头颅和白骨,正是我们翻身的桥梁。日本如此退迫,逼成我们全民族的万众一心;日本人如此残暴,逼出许多鸡鸣起舞的杰士。看吧,倒霉将近百年的中国,一定能在日本凶横的侵略下翻身”这段像诗一样的议论,与作者所叙述的保定前方战斗的事实完全吻合,非常贴切,因而读后十分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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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老师与向泽映共同重走范长江之路
对待生与死:范长江在戈壁滩上不得不咽下“黑蝇饭”时,想到的是:“行动有了方向,纵然牺牲,也是为求光明生存而死,死亦瞑目”。
对待苦与乐:范长江在宁夏访问一屯垦区的途中,饥不择食,视“馒头麻花之类”的“粗食”为“无上的佳肴”,因而,发了一番感慨:“苦乐是相对的存在,并无绝对的分野,善于找‘苦’吃的人,他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
弘扬范长江真记者精神践行习近平新闻舆论观 (一)聚焦时代风云的传播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客观、真实、生动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外国观众更多更好了解中国。
——2016年2月19日,在中央电视台调研时发表重要讲话
(二)甘当人民利益的守护者:关心民生疾苦,服务人民大众 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
——2015年12月25日,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的讲话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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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三)倡导群众路线的宣传者: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动真情 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四)注重进步提高的求学者:运用现代传媒,解决本领恐慌 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要提高业务能力,勤学习、多锻炼,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要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一身正气。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五)争做公平正义的守望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六)勇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创新。
——2013年8月19日至20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时间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范长江的作品却至今还没有被人遗忘,真可谓“遗著昭昭在,长江浩浩流”。近几年,范长江的《通讯与论文》《范长江新闻文集》的先后出版,表明范长江的著作,仍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是《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当称传世之作,为识者历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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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蔡老师采访范长江侄儿范小朵
艾丰说:“在我的心目中,范长江确实是一个新闻界很光辉的榜样”。
蓝鸿文说:“作为一个记者,正如长江的战友冯英子同志所说,长江是30年代中国新闻界升起的一颗明星。长江这个名记者不是自封的,他用自己出色的报道和他做记者的优秀品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
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评论说:“范长江是历史贡献给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最优秀记者之一。”
人们崇敬范长江,是因为他为追求真理,一生奋斗不止。他笔有风雷,是因为他始终响应时代的风雷;人们祟敬范长江,是因为他为采访真正的新闻,不畏一切艰险,亲临一线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人们崇敬范长江,是因为他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断地从群众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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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蔡老师与范长江侄儿范小朵(左二)合照
对新闻行业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而对新闻工作者来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是我们大有可为的时代。新闻工作者要学习范长江真记者精神,践行习近平新闻舆论观,尽力为中国当代新闻史献上一幕又一幕震撼人心、富有历史意义的新闻话剧。
资料:唐梦岚
编辑:陈果
配图:陈果
排版:陈果
校对:李焱
一审:陈天昊
二审:董佳琳
终审:梁雅祺